自古以来，官员从底层一步步的往上爬，是需要付出很多艰辛努力的，大部分官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爬高一级，甚至，有很多官员在最基础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到了告老还乡的时候，还是当初年轻时候的职位，可见升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削尖了脑袋往上钻才行。

但也有少量的官员，升官的进度非常迅速，一年之内就能升好几次官，甚至，一天的时间之内，就能多次升官，不过，这样的幸运儿实在是不多，属于少数人才能得到的待遇，不是天纵英才之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是皇帝的偏心宠爱，而杨国忠就属于这种情况，且杨国忠是沾了贵妃的光了，否则，就他那水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当朝重臣的。

在杨玉环受宠之前，作为堂兄的杨国忠只是一个非常卑下的小城县尉，相当于后世的县级局长，似乎官职也不是太小了，可这种官职，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小的职位，也就是八九品的样子，甚至都不能称为官员，只能算是小吏罢了。

但自从沾了杨玉环的光，他的官职就像坐火箭了一般，一下子就越过了很多的中间职位，直接当上了朝廷的监察御史，与之前的官位相比，上升了很多很多。

紧接着，皇帝又升迁他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等职，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便身兼十五余职，成为大唐朝廷举足轻重的重要大臣。

此后，皇帝又赐给他紫金鱼袋，兼太府卿，对他越来越宠幸，让别的大臣羡慕嫉妒恨。

而关于紫金鱼袋，是大唐官场所独有的，在大唐时代，官员的服装是分不同颜色的，三品以上的是紫色的袍子，佩戴金鱼袋，四品和五品的是大红袍，配银鱼袋，而六品以下的官员都是绿色的袍子，没有鱼袋，也就是说，只需要看一个官员官服的颜色，就能大概知道他的品级了。

但加封宰相的时候，若宰相的官位不足三品，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从而让四品官也能穿上紫色的官袍，佩戴金鱼袋的装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宠幸是赐名，杨国忠原本的名字是杨钊，他认为这个名字带有金刀，不是一个好名字，所以让皇帝给他赐一个名字，而玄宗皇帝，几乎毫不思索的就赐了个国忠的名字，这个名字又一次极大的提高了杨国忠的政治地位。

各种圣宠加在一起，让杨国忠成了大唐朝廷很红的一个人，当然，李安也同样很红，得到的关心一点也不比这货少，但李安更多的是去干实事，负责研发各种机器，对于朝政的参与非常少，也没有兴趣，而杨国忠则非常喜欢钻营朝政，大有接替李林甫的意愿，之前，也得到过皇帝的暗示，只是最近惹皇帝不高兴，这才有了一些变故。

总之，按照很多普通老百姓的预测，杨国忠当上宰相之首的希望很大，而这自然不是普通老百姓所希望的，他们更希望能有姚崇这样的贤相来统领群臣。

不过，这个愿望怕是不太好实现了，因为这么多年来，经过李林甫的排挤，有能力的治世之臣都被排挤走了，还有的被害了，还留在朝堂上的，大部分都是滑不溜秋的老油条，比如陈希烈这样的老油条，任何人当宰相都害不了他，虽然他一直没有什么实权，但在大唐的地位却始终是非常高的，在李林甫当政的时候，他是二把手，杨国忠上位了之后，他还是二把手。

而因为权力都被一把手给包揽了，如此，他这个二把手也就无事可做了，但工资和奖金是一分都不会少的，无事可做却拿着高工资，这样的工作不要太舒服，后世的很多人，都非常看好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尸位素餐是最养人的，要不然，陈希烈也不会被养的如此长寿。

任何贤臣都不是天生的，是需要一步步进行锻炼的，而培养和锻炼一位贤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时间和过程，所以，一旦现有的贤臣被害死了，对于朝庭将是非常巨大的损失。

另外，官场和商场一样，具有很大的惯性，官场的风气一旦发生改变，就会很难扭转了。

比如，当官场之上大部分都是老油条的时候，一个能力再强的领导，也是会被拖累死的，他就算想要为民办事，也是有心无力，因为上面不配合，同时，下面的人也不好好干，如此，这个人时间长了就会心灰意冷，进而随波逐流，蜕变成一个新的老油条，一直在位置上混日子，能少干一点是一点，有工作就处理一下，能推掉的尽量推掉，实在推不掉的才会处理，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官场的风气。

很多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场风气，一个是贪腐之风盛行，还有一个就是清谈之风盛行，这两种风气一旦形成，对一个帝国将是致命的。

贪腐盛行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当官的全掉钱眼里了，谁给钱就为谁办事儿，搜刮民脂民膏，这种风气一旦盛行，那还得了。

清谈之风也同样非常的可怕，因为所有的官员都不愿意干实事，全都在清谈，说一些风花雪月这些与朝政与民生毫无关系的事情，而对于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则毫不关心，甚至觉得有辱斯文，觉得这些话题太俗了。

这种清谈之风若是盛行的话，朝政就会越来越败坏，老百姓的日子就非常的不好过了，而这种风气主要在魏晋时期比较猖獗。

清谈之风的开端，是曹操统治时期，这位奸雄曹操，不但有统兵打仗的能力，写诗词的能力也很强，有一种通脱之感，南征的时候大敌当前，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但曹操还有心情郦酒临江，横槊赋诗，更借着酒劲儿杀了之处其音律错误的人，他行事是通脱的，诗文则有帝王之气。

之后，天下初定，经济渐丰，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的诗词中，用词就开始华丽起来，曹植更是酗酒的诗人，他饮酒的风采，连李白也不胜仰慕，这个时期的文风，概括起来是清俊，通脱，壮大，华丽。

而到了魏末，司马家当权，又出了个竹林七贤，七个人个个都是酒鬼，为人为文也很有些酒味，得了通脱之道，有一个叫阮籍的更过分，吃醉了酒就衣衫不整，被人说道之后，反问人家说，我以天为被，以地为席，你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干什么，嵇康就更加的过分了，不但否定当时的道德观念，甚至，连天也一起骂了，他们这些家伙开了隐士之风，自此之后，华夏文人之中多隐者，七贤之后也有不隐居的，阮籍和嵇康就与这些不隐居的人断绝关系。

晋朝定鼎天下之后，国家更加安定，生活富足，文艺上的成就就更高了，如此，很多文人便喜欢穿着宽袖大炮，聚会时饮酒行文，高谈阔论，不善于清谈之道的人要被耻笑。

总的来说，晋朝开始，文人都是非常注重精神上的感受的，陶渊明先生连饭都要吃不饱了，还有心情到东篱下蔡去采菊花，还悠然的见到了南山，在后人看来，这些种种行为都是颇有些仙气的，所以，魏晋遗风的精髓就在一个隐字，学文的人，说起隐士风范，大多颇为神往。

就算是到了后世的文明社会，嗑药，饮酒的人也是很多，清谈的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