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制度对以往的科举是彻底的颠覆,因为需要的官员数量实在太多,每三年一次的科举选拔的进士远远不够,这可能也是齐王以胥吏退役士兵军官为官的主要原因。
而若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做官,读书人的地位将大大降低。所以江西制度推行全国恐怕很难,因为会受到全体读书人的彻底抵制!所以,江西巡抚阎应元的奏疏哪怕得到了坤兴公主的披红同意,却也被六科给事中进行封驳。
所以,自己所认识的沈正心等齐王委任的官员根本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可是等到科举之后,等到朝廷委任的进士官到了江西,那至少要到年后,齐王委任的这些官员已经任职将近一年时间,统治早就深入人心,再不是几个进士官所能更改,到时恐怕又是一场博弈。
而和江西现在的制度相比,大明原来的制度实在是太粗陋。而能想出这种办法制度的齐王陈越,让张煌言内心更加的佩服了!
当然,熟读史书的张煌言也知道,江西施行的这种制度分明的借鉴的秦汉旧制,在秦汉,乡有有秩蔷夫,游缴,里有里长,亭有亭长,朝廷对百姓的管辖深入到了每一个乡村,这才有秦汉的强盛!
而大明皇权不下乡,把广大的乡村完全丢给了乡绅们,在百姓们的心中,乡绅要大于官府,这导致朝廷统治基础薄弱,再加上乡绅们依仗功名肆意兼并土地还不需要缴纳任何赋税,朝廷对这种情况根本无力阻止,因为官府本就是乡绅们的一员,长久下来,大部分的土地聚集在乡绅的手里,朝廷的收入连年下降,朝廷穷百姓穷,独独富了乡绅们,这种奇葩的景象前所未有!
身为士绅的一员,张煌言对这种情况知道的最清楚,因为他父子都是举人的身份,在鄞县也算是有名气,他家的田地虽然不多却也有上千亩,都是附近的村民投献而来,不收都不成。
一县的赋税有定数的,不交赋税的多了,这些逃避的税银只能加在无权无势的小民头上,导致贫者愈贫,便是富裕的江东,也有无数的百姓嗷嗷待哺,张煌言所在的鄞县属于宁波府,山地多平地少土地贫瘠,有着众多活不下去的百姓或者违禁出海,或者避入四明山区为匪。
而按照江西这种制度,根本就不会再有跨州连县的大乡绅,因为即便是江西活下来的乡绅,要想继续拥有以往的田地,必须提供以往的地契证明,而根据朝廷的制度,一个举人最多能有400亩的免税田,进士最多可以有2000亩,超过了这个数目便是非法。而在以往,哪怕投献到士绅们名下的田地数目太多,官府们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会为难乡绅们。
可是现在却不同,历经战乱的江西,士绅们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齐王府的力量到了顶峰。你说这些田地是你的,哪怕你有田契在,而按照朝廷制度,你一个举人只能拥有400亩的免税田,超出这400亩的田地你先把往年的田税补上再说,偷税漏税必须得到惩罚,再惩罚个两三倍,光是补缴惩罚的足以让一个士绅倾家荡产!
一开始还有乡绅仗着自己的功名以及朝中当高官的家人硬顶,可是现在的府县官员却不是进士出身了,胥吏们还好说,对乡绅们有本能的畏惧,可丘八们却不同,他们只听齐王府的号令,说抄家便抄家丝毫不含糊。
而随着第一批乡绅被抄家查出之后,其他的乡绅也都老实了起来,一个个忍着心痛吐出来了自己霸占的田地。而没了田地,自然养不起太多的仆役丫鬟,没落下去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所以,只要江西现在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用不了几年,士绅们在江西的存在感会被虚弱到极限。
而官府陡然间增加了上千万亩需要缴纳田税的耕地,便是每亩只收一斗粮食,每年也增加百万担的税粮!当然,官府的税收不止一斗。
而多出来的田地,一部分被赏赐给立功的士兵们,其他的则招募无地的百姓耕种,征收税粮一律按照三成,再加上人头税也就是四成的样子,这已经比往昔的负担渐少了一半,所以才有邻省的百姓纷纷来投。
当然江西的新政严重损害了士绅们的利益,也导致了朝堂上愈演愈烈的争斗。对自己土地被官府夺占,出身江西的官员拿不到能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便只能攻击齐王以及江西巡抚违反祖制不该让胥吏丘八当官。而其他官员也生怕陈越会把这种制度在其他省份施行,开始了联合进行抵制,才有了封驳事件。
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张煌言只能喟然长叹,江西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官府的控制了不仅极大的加强,朝廷的税收也必然大为增加,这样的制度却受到了文官们的集体抵制,谁在为公,谁在谋私?已经不需要多说!
当然,这种制度施行起来太过艰难,在经过战乱的江西尚可,根本无法推行到其他地方,因为其他地方的阻力远大于江西。哪怕是齐王现在正在得势,正如日中天!
两百多年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士绅们在大明根深蒂固的势力,并非一个人能够轻易掀起,除非那个人真的拥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可以把所有士绅都打到连根拔起。而现在的齐王陈越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否则面对给事中们的封驳他不会妥协。
在江西转了一大圈之后,张煌言对江西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才起身离开了江西,乘船顺江而下赶往南京,距离科举开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就在这时,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了张煌言的科考,进而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
ps:四千字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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