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涛头一线来，

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

更看银山十二回。”

苏轼《望海楼晚景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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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杭州钱塘城中，周淮安也终于开始接见地方士民的代表，以及在特定的场合上和活动中公开露面，以宣示相应的统治权和控制力所在。

如何将已经取得的军事胜利和战果，迅速的转变成为政治、经济上的收获和资源产出上的加成，这无疑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比如对外震慑敌人，对内压制矛盾的权威和影响力；

又比如充分发动和利用新占领的土地人口，将其迅速转变成为新体制构架下，支持后续军事行动和战争潜力的现成资源。然后，这又涉及到了组织建设和官僚体系培养的问题了。

至少直接掠夺财富和人口作为战争红利，并令占领地方畏惧你得武力相对容易。但任何想要深入一些点的社会变革，光靠传统那种军事征服手段上扬名之后，就天下闻风景从的套路和投机模式，是没法完全满足相应的需要的。

而历史上大多数政权和领导者得以发展到了这一步，这不就得不在现实中有所取舍和妥协了。

毕竟穷苦百姓可以发动起来汇聚成动摇社会基础的巨大力量，但是想要有效的操控之并且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就相对困难的多了。因为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和见识水平太低，以至于很难成为支撑政权底层的基干力量。

而从前朝体制下沿袭下来的旧属官吏，及其背后的世家门阀所代表的大小地主阶层们，才有可能提供相应有足够时间脱产学习和培养出来的人才，作为构成王朝官僚体系的候补和新血。

而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之际的帝王们，莫不是在这两大群体之间权衡取舍着，以保持相应的制约和平衡，再加上人口锐减导致的生存压力/土地兼并大为缓解，最终缔造出所谓的开国盛世。

故而，任何号称要吊民伐罪的农民起义军/反叛势力，发展到最后想要组织起政权并完成坐稳天下的蜕变，就必不可少要放弃大部分的初衷和理念，来吸收这些旧有体制的熟练官僚和世族精英。

所以以有唐一代为例，对于五姓七望为首的山东士族，基本上就是有拉拢有打压而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一方面这些在地上拥有很大舆论和语话权的大族显望，对于家天下的皇权就是天然的威胁和隐患。

但出于政权架构稳固的缘故，又不得不依靠他们世代拥有所谓治学传家，所培养起来数量庞大的族人子弟、门生故旧，以及相应影响力所能够号召到的更多士人，出仕李唐政权而填充到各级官府组织当中去。

所以在贞观之治道开元盛世的前一百年跌宕起伏的王朝演变当中，唐王朝都在努力分化瓦解这些旧有世族门阀的影响力，一边用科举制吸引到更多在野的寒门庶族人才，作为制约和对抗的力量。

于是等到了中唐以后，这种隐形的国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功了，但也可以说是基本失败了。因为作为王朝需要压制和分化瓦解的对象，世家大族们在地方上影响力已经严重衰退，而逐渐让位于于藩镇割据中的地方武人集团。

但是作为相应求生求变的手段，这些世家门阀开始转入两京为代表的权力中枢，而从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朝廷的体制当中去，而成为大唐政权中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同样因为掌握了中枢权利而又拥有比常人更高的起点，更多的直接间接这政治资源和人脉影响力，导致这些世族门阀的子弟很容易就能获得清贵美职或是权柄之要。

然后过雪球式的加这些政治资源和权位上的优势，进一步的叠加和稳固下来沿袭给自己子弟族人之后，也就在没有那些出身微贱卑下，或是寒门庶族中人什么事了。所谓诸多兄弟父子同榜，三代再阁的宰相世系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最终当皇权用来异论相搅，引入竞争和活力的科举制度，也变成高门甲地之间通过“通榜”“行卷”等方式，相互利益交换和政治妥协的工具之后，已经无力改变什么的大唐王朝，也就自然而然的迎来了他的末世之期。

而中晚唐以来，因为上升的通道被逐渐的淤塞和堵死，失去了正常出路的寒门士子，就纷纷投身到各地藩镇的幕府当中，而成为地方对抗中枢的推波助澜之势。进而在天灾人祸走投无路之下，投身到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中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屡试不第的郓州人黄巢，也不过是其中集世代之怨望而应时而起的风云人物之一；而整个五代十国期间世家大族和门阀政治残余的崩灭与衰退，也可以说是这种最终反噬的渐进产物。

但是同样可笑的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已经与李唐王朝捆绑太深而利益同体的缘故，到了这个王朝末期，反而是想要救亡图存最为中坚的力量，而很是涌现出一大批忠臣良将来。虽然依旧没有什么卵用了。

但是周淮安显然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另一种让一切更加彻底的天翻地覆，也充满荆棘与艰辛的鼎革之路。所以需要尽量从一开始就尽量根绝和排除，各种旧势力的残余影响和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