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呵呵，姑姑说笑了。我只是来过一眼，最后还要皇太后定夺才是。”李锦泰呵呵一笑。回答道，装作不经意的又望了那个叫香芸的小宫女一眼。
当下李锦泰指点了几个小宫女，故意没有将香芸点在内，但他知道，过后掌事宫女报上来进园子侍候仁曦太后的新宫女当中，是一定会有她的名字的。
此时的李锦泰并不知道，他的命运，从此将和这个叫香芸的小宫女连接在了一起。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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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国，福州，船政衙暑。
书房中，船政大臣丁雨生正在奋笔疾书，拟着奏稿。
今天是“超勇”、“扬武”两艘装甲巡洋舰舾装的日子，但和往常不同的是，丁雨生却没有前往船厂，而是专心的拟着奏稿。
而且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拟的奏稿的内容，不再是和造船有关。讲的是海军护侨的内容！
在时人的一般印象中，有“丁鬼奴”之称的丁雨生是中土近代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但不为人知的是。他在办理洋务和对外交涉中，对海外侨胞有了新的认识，较早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关心和保护侨胞的建议和措施，其中不少为乾廷采纳，是一位功不可没的护侨先驱者。
丁雨生的护侨思想首先源于他对海外侨胞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有利于中土“自强求富”的认识。近世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给勤俭精明的中土侨胞提供了发展条件，西方殖民者与土著的隔阂更使他们有了发展良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本世纪后期，侨胞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最先认识到海外侨胞实力的。是一部分与“洋务”相关的沿海地方官员。彤郅五年七月，广东巡抚蒋益沣上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随后，“出身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雨生指出“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朝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土之情款”，则中土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土就多得一助”。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伯函、左季皋、李绍泉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天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彤郅十三年郭筠仙被任命为乾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土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雨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彤郅七年，丁雨生独具慧眼，将出身秀才的李丹崖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丹崖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光旭元年，丁雨生又推荐李丹崖出使外国。李丹崖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雨生选才的目光还投到侨胞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土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建议乾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具体提出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侨胞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
丁雨生非常关注侨胞在国外的命运。其时海外侨胞达数百万之多，分布区域从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土“侨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之人所轻侮”。急切地盼望朝廷能够派官员加以保护。大乾朝廷对侨民不仅不关心，且加意防范。丁雨生破除陈规。直抒护侨的思想。他在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遣使问题时就建议乾国政府“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管理华人”，对海外侨胞加以保护和联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海外设立类似西方领事馆的机构来管理华人。丁雨生由遣使引出的设立领事馆的建议并没有马上为朝廷所采纳。直到光旭三年，丁雨生与在伦敦公使任上的郭筠仙遥相呼应，才终于力促乾廷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土第一个驻外领事馆，使中土政府按照十九世纪的国际惯例行事，在本国侨民众多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保护侨民利益。由那时起，乾国先后在20多个国家设立了45个领事馆。
光旭元年丁雨生出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议派遣铁甲舰远巡外洋宣慰侨胞，保护侨胞，“中土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创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土人。”第一次到南洋巡历的中土海军军舰是福建船政局造船厂的自造军舰，于第二年底到达新加坡，激起华人社会的热烈反应。光旭二年以来，乾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处引起侨胞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
大乾朝廷第一次认真从事对侨胞的外交保护始于对古巴、秘鲁中土民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鲁侨胞不断禀告乾国政府，陈述受虐惨状。光绪元年，乾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出陈兰彬、容宏等人往古巴、秘鲁调查中土民工受虐情事，搜集各种证词、禀诉，再与秘鲁、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选派交涉代表人选的问题上，李绍泉上奏“丁雨生……熟悉洋务，操纵悉合机宜”且“素为洋人敬服”，极力推荐丁雨生为换约代表。丁雨生于光旭元年七月初七与秘鲁政府代表爱勒莫尔进行交涉。丁雨生照会秘鲁政府，“妥将以前苛待中土民工弊端。尽行革除，遵照专条及和约办理。严令将中土民工身家资产。皆得保护，以昭信守。”秘鲁复照说：“查中土民人在于本国佣工者，本国志在实力保护，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为中土民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后，乾国政府与古巴签订了《古巴中土民工条款》，与秘鲁政府签订《乾秘会议专条》，《乾秘通商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有专门保护中土民工的条款，此后古巴、秘鲁的侨胞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处理古巴事件的过程中，丁雨生对海外侨民的艰苦处境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上奏“闽、粤两省人多地少，所有无业穷民年来秘鲁、古巴、小吕宋等处贩卖出洋为之佣工，每年何止数万人。惟洋人视侨胞如犬马，一入牢笼永沦苦海。大约百人出洋，在途受饥寒委屈而死者约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虐摧残而死者又约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卧车路甘被火轮碾毙；即生者亦复去家数万里，杳无音信，父母妻子只能于梦寐见之。言者伤心，闻者下泪”，对流寓海外的侨工、侨商，他关注的情怀跃然纸上，与之相适应的是他积极采取对策，一方面严厉打击拐骗活动，建议乾国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设招工局（俗名“猪仔馆”），要求地方督抚同官绅按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严禁诱骗中土民工出国。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锐，中土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已出洋之华民，只能采取措施，予以保护。鉴于海外中土工人虽倍受压迫，却投诉无门的状况，丁雨生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设立“新闻纸馆”，“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员总司其事，……中土人民而被外国人欺凌者，皆可写入新闻纸，布告各国，咸使闻知，使归曲于彼。”动员社会舆论，披露侨胞疾苦。
丁雨生的护侨思想可以说是海外侨胞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就是从这时起，侨胞社会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以及向祖国请求保护的呼声，渐渐引起了乾国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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