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函在评价承威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使用重典严惩，打击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国家稳定（放到后世用现代的语言＄≧顶＄≧点＄≧小＄≧说，来讲，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厥、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筠仙当时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想要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但纵然他“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显凤十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筠仙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筠仙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绍泉之邀，于彤郅元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伯函、李绍泉的全力支持，郭筠仙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彤郅二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官帽。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圣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朋友左季皋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筠仙左支右绌，最终在彤郅五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数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筠仙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而正是在这几年之中，虽然洋务运动正在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但同时乾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因为甚至连一向为乾国看不起的日本也敢在今年找个借口侵略苔湾了！

在刚一听说日本入侵苔湾的消息后，郭筠仙便忧虑万分，因为他在此前在任为官时，便已经见识到了乾国沿海各地海防的空虚。而后战事的发展，则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

澎湖水师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出后，沿海各地一片震恐，而日舰窜犯东南沿海，大肆捕掠商船，截断海道的传闻，更是让沿海各地一夕数惊，小儿闻倭寇之名而不敢夜啼！

而直到琅峤海战大捷的消息传来，这种惊慌的气氛才得以消失，继而转变成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正在举国上下一片讨伐东洋之声时，凤山岛海战的失利和厦门遭日舰炮轰的消息传出，又令举国一片哗然，正当朝野上下不知所措之际，东海海战全歼日舰的消息又传了来，这才让这幕情节大起大落的悲喜剧最终得以收场。

对于这次“苔地逐倭之役”的主角林义哲，郭筠仙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对于林义哲未得皇命便自行将畏敌逃蹿的苔南知府刘璈抓起下狱，他在心里却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在郭筠仙看来，林义哲此举，未免过于莽撞了。

因为刘璈的背后，可并不是一个人！

此前林义哲已然数次得罪于左季皋，这一次竟然将左季皋的死党之一刘璈砍头示众，等于直接向左季皋宣战，郭筠仙当时便禁不住为林义哲捏了一把汗。

对于自己的这位姻亲左季皋的手段，郭筠仙可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因为本来是“至交”的郭筠仙和左季皋，现以已经等于走到了“绝交”的边缘！

郭筠仙之所以被解职，闲居达7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即拜左季皋所赐。

郭左二人本是至交，最早于韶光十三年相识，一同读书致仕。韶光三十年时局动荡，二人曾周历湘阴、东山等地，寻找隐居地点。随着圣平军大起，显凤二年中秋前后，郭左二人还依约举家迁徙至白水洞“诛茅筑屋”以为邻。二人于乱世中相约为邻，其情谊可见一般。

当湖南情势危急，首府长沙面临被圣平军围困之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季皋出山。左季皋初辞不就。在郭筠仙的劝说下。左季皋始应聘出山。左季皋由乡野到建立事业功勋的转折中，郭筠仙可以说起了“枢纽”的作用。此后，左季皋的事业在跨出幕府实授官职的转折中，郭筠仙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筠仙与左季皋的私人情谊随着左季皋的不断建功立业而日益密切，而摆脱“樊燮京控案”是左季皋事业上的分水岭，也是二人关系融洽达到顶点的标志。

显凤八年冬天，性格张狂的左季皋因湖南承州镇总兵樊燮不肯向其行礼而对其斥骂，并说动湖南巡抚骆秉璋将其革职查办（左此时只是师爷。虽说深受骆秉璋器重，代行抚事，但要总兵向其行礼实是逾矩，将樊革职更是过分）。樊燮不服，向有着姻亲关系深受显凤皇帝器重的湖广总督官文控诉。官文素与骆秉璋有隙，想借机打击骆秉璋，便上奏朝廷参劾左季皋横行不法。在这个左季皋可以说等于要掉脑袋的时刻，恰好当值南书房的郭筠仙听到了消息，立刻四处求援，并请求同值南书房的潘凤笙上奏求情（郭不亲自出马是为了避嫌）。潘凤笙力陈左季皋任幕府时的“实干”，并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季皋。”经过郭筠仙在内的湘军集团的不懈努力，左季皋不但成功的逃过一劫，并且被授以四品衔，随同曾伯函襄办军务，从而正式走上了建功立业的道路。这是左季皋命运与事业的转折点，郭筠仙可以说功不可没。郭筠仙对这一事件做出的果断而富有见地的第一反应，不但使左季皋脱离了杀身之祸，而且使左季皋步入了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郭筠仙对左季皋有着救命之恩，左季皋自己也承认：“……郭筠仙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郭、左二人因同乡而结识为友，由于时局的发展而成为至交，同时还是属于同一军事政治集团湘军的盟友，这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坚如磐石，但谁也没曾想到，二人的关系后来竟然到了绝交的地步。

彤郅四年郭筠仙署理广东巡抚，被筹饷、治军、内政搞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左季皋率军入闽，追剿圣平军余部汪浩洋部和李侍贤部。尽管最后二人合作剿灭了圣平军余部，但二人的私交却因此决裂。

郭左二人的芥蒂始于彤郅四年3月，圣平军余部进入闽南漳州，对浙江和广东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左季皋所部驻防于闽省东北，由于圣平军转进江西的去路已然被截断，圣平军极可能入粤，作为广东省百姓衣食父母的郭筠仙忧心如焚，派人去请淮军的郭松林部和杨鼎新部由海道前往广东协防。而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季皋为了防范圣平军汪浩洋部转进浙江，李侍贤部逃往苔湾，奏调娄庆云部、席宝田部由江西进入广东协防，而且军饷由广东负担。而郭筠仙认为娄庆云军应“专责严防江境”，于是奏请娄军停止入境，结果惹得左季皋大为不快。

随着军情紧急，郭筠仙仍力促淮军入境，防堵圣平军，而左季皋则奏请淮军回防江苏，坚决不欢迎老对头李绍泉的淮军部队到来，同时，为了闽浙的安全起见，左季皋甚至打起了“以邻为壑”的主意，想要把圣平军余部尽数驱赶入粤，结果和郭筠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不久朝廷任命左季皋节制闽、浙、粤三省军务，左季皋从法统上取得了督粤的权力也就是领导郭筠仙的合法性。为了不让郭筠仙再阻碍自己，左季皋连上四折参劾郭筠仙，不过不是说军事布署上的事，而是称郭筠仙“筹饷不力”，尤其责备粤省督抚不和，“至督臣之于抚臣，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本等夷，彼此当以协恭为尚。遇有意见不和，则力争之，退则依然朋友之素，此和而不同之君子也。若必以相忍为和，则树党养交，弊从此起。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臣愚以为臣下意见不妨时有，而是非要不可不明。”并且在折子里还提供了广东巡抚的候选人，迫使朝廷罢免郭筠仙的意思非常明显。结果郭筠仙被免职，被迫归乡闲居。

对于左季皋的作法。郭筠仙直到现在也还都想不通：

“……最不可解者。与某公至交三十年。一生为之尽力……嗣是一意相与为难，绝不晓其所谓，终以四折纠参，迫使去位而后已。意城在湖南寓书告其某公力相倾轧，问有所闻否？鄙人尚责其不应听信浮言，迨奉解印之信，始知其四折相逼之甚也。”

郭筠仙想不明白，二人同为湘籍。更有姻亲之谊。谚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于私于公，左郭二人都应和衷共济，共襄军务为是，却不曾想左季皋竟然做得如此出格，令郭筠仙愤恨不已。

更加过分的是，左季皋随后还给郭筠仙发了一封私函：“遇有龃龉，应据实直陈，各行其是，惟因争权夺势相倾轧则不可耳。……”

“阁下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徒于事前诿过、事后弥缝。何益之有？”

“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知我罪我，听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