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用不了多久，所有的日本国民即在因战而带来的严酷现实跟前，缄默了。

首先，日本国民所面临最现实的一种生活苦恼，便是各种生活日用品的日益短缺。

日本国内自1938年中日战事全面升级之后，即实施了棉制品的限量供给制度，汽油要求全部运用于战争，民间用车代之以蜗牛般缓行的木炭汽车。

1939年，日本开始在国内严厉限制民间钢铁与金银的使用，减少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禁止烫发，严禁婚庆时节的大操大办。“浪费就是敌人”的标语在东京的街头巷尾，处处可见。

1941年底的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本国内的国民经济，由于得不到外来工业原料的支撑，更是步入了一种枯旱到冒烟的状态。“报国公债”无尽无了的发行，火柴、糖、纸、肥皂等日常用品只能凭票少量供给，实施严格的粮食配给制。这个阶段，日本城乡间的多数餐馆，因为买不到大米，干脆关门大吉。

最令日本军国感到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军工生产，也因为原材料的不足，而出现了弹药无法足量供给、武器质量急剧下降的一种严峻局面。因此，当时，得到了英美援华物资的蒋介石，站在重庆郊外黄山官邸的一块坡地上，他眼望着天空中日渐稀疏的日本轰炸机，忍不住乐呵呵地跟近侍的官员打趣地说：“大家看到他现在用的是捷克机枪，就可以知道他国内钢铁的缺乏，许多武器都无法自制。这就是在武器方面，他已经被我们逐渐的消耗掉了。”

“其它如飞机、汽油以及各种武器物资等已经一天一天的消耗。即如他现在空军轰炸，每投一个炸弹，就无异于消耗了他自己一分的生命一样，决不能再和从前那样随便乱投了。他现在真是到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一片钢铁一片肉’的时候了”

在这样一种窘迫的形势下，日本本土已经根本无力提供其在中国战区作战部队的物资给养。于是，裕仁天皇与其参谋部，便着手在中国实施一系列“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新对策。

1940年11月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个《对华经济紧急对策》。其方针为：“随着三国同盟的签订，我方物资动员计划规定的对华供应额急剧减少。鉴于这一形势，中国经济措施应在我方指导下，不拘泥于历来措施，迅速加强中国各方面经济力量的综合运用，促进当地必要物资的调拨及获得帝国所需物资的进口。与此同时，要合理地降低我方在中国的消耗。以此，期待帝国的国防力量特别是综合战斗力的迅速提高。”

其要领有：“第一，在致力于积极缩减我方在中国消耗的同时，要达到彻底回收当地物资。第二，当地产业的开发、增产主要严格限制于战时，也应确实保证的地区所贮藏的国防资源（铁矿、煤、盐、萤石、云母、石棉及特定资源），迅速从可能利用的经济开发做起。同时，在所需要的限度内，尽快加强港湾设备及运输能力；同时，关于这些资源的开发，应在日满华通盘计划，根据各自开发效率，决定开发的顺序，以此促进开发。”等八条。

日本人企图“以战养战”，疯狂掠夺中国的物资。

由裕仁天皇亲自召集的御前会议，再次重申其经济政策：“目前对华经济政策，以增加获得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主，并重点开发与取得在占领区内的紧要物资以及积极获取敌方物资。”等等。

上述各项的对华策略，功利性均十分明显。说穿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搜刮中国被占领区的民脂民膏，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日本侵略军的需要。

可是，要想从中国的广大城镇中，把日本人急需的各种物资征收上来，日军这时却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武装人员的不足。

当时，中国的七大都市：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虽然俱已沦陷于日军的铁蹄践踏之下。但以区区80万侵华日军（这个数目不包括日本驻扎在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的能力，真正令他们稍具安全感的地方，至多不过是这若干的大都市，以及联系于其间的交通网而已。周围广袤的乡镇均在中共武装、或是国民党忠义救国游击军的掌控之中。

日本陆军起先以80万的兵力守住这些“点”与“线”，已是大感吃力。

可是，太平洋战火燃起之后，日军与英美在南太平洋诸岛的战事愈演愈烈。

裕仁天皇只好命令从驻华日军中，向南太平洋诸岛分兵。

当年，日本大本营为了保证太平洋战争的顺利，曾经将其战斗部队布置成四大战略方阵：一个是中国东三省的“关东军”73万人，其战斗力曾为各军之首。一个是为太平洋战事设立的“南方军”40万人，精锐程度略低于关东军。一个是中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80余万人，打硬仗的信誉度排在第三。最后一个是38万的日本本土的“国内军”，这个方阵大约不过是一个预备队，所以排在最后。

但是，日本蓄谋太平洋战役的是年，驻扎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战斗部队即锐减至55万人。1942年，再减至45万人日本人不断地把精锐部队投入到太平洋战场。这样，驻扎于沪宁一线的日军想要独自完成从中国广大的乡镇中征粮征物的任务，就几近于一种奢侈的梦想了。

于是，汪精卫便打出为日本人“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安定占领地区民心”的旗号，向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以及“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少将，兜售起了他的“清乡运动”。

影佐祯昭，日本广岛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8年后被派遣至中国，从事于一种高级的间谍工作。对于中国当年的政治以及周旋于其中的政治人物有相当的了解。

因此，影佐祯昭与当年一批狂热到头脑发昏的军国主义日本军官相比，似乎显得文静了许多。至少，他是一个喜欢用大脑思考的日本军人。只不过在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狂潮下，许多原本可以生活得廓然豁然的日本年青人，也被白白地被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头战争怪兽所牺牲掉了。

影佐祯昭自1940年3月担任“梅机关”的最高长官以来，与汪精卫的合作尚属愉快。

汪精卫计划中的这个“清乡运动”，私心中似乎还想趁此提高一番自己在和平军中的威信，甚至于重组一支忠于汪氏的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影佐祯昭觉得汪氏当时的想法，与日本人两头无暇兼顾的一种政治军事现状，颇有互相补益之处。所以，影佐祯昭便不在畑俊六大将的跟前，点破汪精卫的那一层想法。

负责“清乡运动”的宣传造势1941年7月，汪伪政权成立了一个行政级别很高的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为副委员长，委员有陈群、梅思平、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赵正平、李圣五、林柏生、丁默邨、赵毓松、罗君强、岑德广、陈春圃、高冠吾等十余人，俱是汪伪政权中一时位高权重的人物。由此，也表示了汪精卫的志在必得了。

不过，上面一些的人物，大抵是在报刊上摆摆样子，虚应一个卯名的。

具体的事务，汪精卫全部交给了李士群去铺陈。

李士群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兼驻苏办事处主任，他给汪曼云弄了一个驻苏办事处副主任的头衔，两人便走马上任了。

按照汪精卫提出的口号，“清乡运动”必须是“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不管口号如何的冠冕堂皇，汪精卫要培养自己的嫡系军力，军事始终是一个重头戏。

可是，李士群带领的76号那一班的太岁，爬爬院墙、冲着人家的卧室打打黑枪是内行。汪曼云也只是一块行政文职的材料。讲到战场上正儿八经的布阵冲锋，二人还真没有那方面的经验。于是，李士群推荐说：“让唐生明过来管军事吧，那小子跟我合得来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