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允炆的构想中，京师初等学院便等同于后世六年制小学。

古代的教育系统，主要分为两个内容，一为官学，二为私学。

官学便是中央或地方朝廷直接创办与管理的学校，可以理解为国立学校，在中央称之为太学或国子监，地方则为府州县学。

《周礼》记载：“乡有庠（xiang），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

庠、序、校、塾是古代地方各级学校称呼，很多人都知道“校”与“塾”，却不了解“庠”、“序”，但在一些历史古学院名迹中，往往刻有“荫泽庠序”四个字，指的便是荫泽学校。

早在西周时期便出现了官学，一直延续不绝。

官学不收取学费的，管吃管住，毕业了，还包分配工作。不像是你拜师孔子，还得送腊肉作为束脩。

需要说一点的是，最初的官学实质上是权贵官学，如果你是平头百姓，也想去官学学习，那是没机会的。

这个时候想要学习，最好的办法还是养一头猪，杀了做成腊肉，给孔先生、孟先生送过去……

官学面向平民开放，是随着科举制逐渐发展起来的，存于唐宋之间。

朱元璋虽然出身草根，却深知教育之重，在开明初，他便直言：

“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

加上元末战乱，元朝“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学校废弛，人纪荡然”，朱元璋便狠抓了一把教育。

最初设置国子学（国子监的前身），紧接着便下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在全国各府、州、县设置学校，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等教官。

在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诏天下立社学”，社学的出现，可以说是朱元璋的伟大之处，因为他将教育普及到了民间，让民间百姓有书读、有书看。

朱元璋规定府州县每五十户人家设置一个社学，二十岁以下孩子入学。

朱元璋的行为是好的，却没办成好事。

原因也很简单，社学的主课就两样：《大诰》与《大明律》。

你让小伙子们天天听你讲这个法律，那个法规，砍头剥皮之类的惩罚，谁也不愿意听啊，时间长了，不留下心理阴影才怪。

也不问问人家孩子是不是要去放羊，家里的白菜卖出去没有，就拉着去听课，这就很扰民了。

朱元璋听说孩子们还有家务，一抬手，把社学给废了。

好了，大明的官方小学无疾而终。

可过了几年，朱元璋又觉得，孩子有家务也不能耽误学习啊，于是一挥手，在洪武十六年，社学又给恢复了。

不过朱元璋还是知错就改的，既然官方小学扰民，那就改民办小学吧，至于学费，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想学就交，不想学，那就继续喂猪卖白菜去。

在州府县学与社学之外，朱元璋还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设置了宣慰司儒学和安抚司儒学。

除了这些“本科类”学校外，大明还存在有医学、阴阳学等专科学校。

明代市民文化的普及，学风之盛，都与朱元璋的教育体系有关。

《明史》在这方面，给了朱元璋高度的评价：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库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徽，山派海涯此明代学风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虽然史官说的话，难免有逢迎、溢美之嫌，但朱元璋重视教育，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的圣人王阳明，他便推崇朱元璋的平民教育，并将其融汇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之中。

朱允炆设置京师初等学院，一是为了弥补官办小学的空白，配合后续国子监革新；二是为了解决白莲教。

在内阁与翰林院提出的解决白莲教方略中，除了主张严惩、监控之外，还提出了一点，那便是启发民智。

这个观点是姚广孝提出的，他认为，人没文化不服管，不信你看，北面鞑靼、瓦剌，南面各土司，山里经常闹腾的，大部分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

反观历史，有文化的人很少造反。

不信你去找历史书，把自古以来的造反者列个表，文盲、半文盲占据绝大多数……

朱元璋一开始也是文盲，但人家是在造反过程中自学成才了，就建国之初，圣旨都写不好。

比如鬼子来了，朱元璋写了一封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就如此霸气的白话……

姚广孝的建议为翰林院所采纳，被朱允炆认可，加之灾民入京师已成定局，拖家带口的，总需要给他们安顿好。

百官对女子入学有警惕，不舒服，会反对，那咱就换一条路走。

灾民来京师打工干活，人家孩子丢家里不合适吧？

一起拉到学院里读书去，即可以解决了孩子学习问题，也免去了灾民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干活不是？

人家都成灾民了，你还计较男童、女童？

他们现在的身份，就一个，那就是大明受灾的百姓。

徐妙锦吃惊地看着朱允炆，又低头看了看是手中的建筑图，沉思稍许，才问道：“皇上哥哥没有说笑吧？”

“朕不会在这种事上开玩笑，京师初等学院的选址，便安排在国子监周围吧，一应花销，可用皇后名义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