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缙进言，革其思政学府博士之职，以观后效。

简单的字，透着满满的嘲讽，带着反击的刀锋。郁新担忧地看着解缙：“如此一来，你与方希直之间就没转圜余地了。”

解缙冷哼一声，颇是不屑：“他若不服，大可带弟子来战，解某人还没怕过他。”

郁新沉思了下，摇了摇头，提起笔在解缙评语之后又添加了四个字：

臣附议。

解缙有些诧异：“你与方希直私交不错，这样做的话怕会……”

郁新转过身，坚定地说：“国事岂能容私情左右，虽说朝廷对倭国宣战有些仓促，以当下水师力量也很难远征倭国，但倭国军士犯我阳江，杀我军士，若不亮明态度，大明还有何威严。正如梅殷所言，天下人都在看着朝廷，我们不能退啊。”

解缙整理好奏折，感叹道：“可惜，他们看不懂，总一位宽仁四方才是治国之道，总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你看着吧，反对之声怕会不绝于耳。”

郁新自是清楚这一点，儒士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上过于宽容，总希望寻求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些年来，朱允炆兴盛文治的同时，并没放下过武功，或许这种开拓、战争与冒险，让他们不安吧。

事实上，自己也不安。

郁新坐了下来，陷入沉思，从目前来看，朱允炆所作所为并没有错，只是感觉这一切发生的有些恍惚，总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似乎这一切的对策，早已摆在了朱允炆的桌案上，阳江事件的出现，恰恰给了朱允炆这个机会。

梅殷也好，铁铉也好，都极力主张对陈祖义出动水师，可没一个人主张对倭国宣战的，更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派遣使臣去朝-鲜，商议借水道或合击倭国，可偏偏朱允炆的三道旨意中，只有第一道是针对陈祖义的，第二道与第三道都是针对倭国。

这个皇帝，对倭国还是一如既往的，嗯，苦大仇深？

没错！

就是苦大仇深的感觉。

从建文元年赶走倭国监生，下旨禁绝倭国进入大明及海域，到后来整顿沿海卫所，清剿倭寇，再到如今彻底宣战，甚至有对倭国斩尽杀绝的意味。

看过往，只是与倭国沾边，朱允炆就没打算善罢甘休过。

郁新甚至怀疑，若是鞑靼、瓦剌犯边，杀了大明几百军士，朱允炆很可能不会如此态度，最多也就是加强戒备，找机会收拾过来。

朱允炆看到了方孝孺的奏折，对这位大儒的耐心也消磨殆尽，下旨传召方孝孺入殿，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方孝孺出宫这段路上摔了三个跟头。

翌日一早，方孝孺上了奏疏，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想要回家宁海过几天清闲日子。面对如此大儒请辞，朝廷至少应该走走程序，挽留一次，让方孝孺再次请辞，再挽留一次，再请辞，第三次的时候批准，可这次内阁与朱允炆都很干脆，程序都没走，直接批了。

方孝孺的离开，标志着朱允炆正式对守旧儒学、守成儒学、对外宽仁儒学出手。

在朱允炆、杨士奇、李-志刚等主导下，国子监儒学不得不适应这一变化，从各类典籍中寻找理论依据，补充开拓、进取、伟业等内容，将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天下，引申为国无敌患，四海清平，天下方平。

思想的转型是缓慢的，但毕竟已经开始。

看不清形势，甘愿缩头，打着为民为国旗号反对朝廷清剿海贼、对倭国宣战的一干儒士、官员，不需要朱允炆清理，吏部就先一步动作起来。

吏部尚书蹇义经过几年的沉淀与观察，终于了解了朱允炆的政治理念与方针，开始迸发出自己的智慧。

蹇义一改往日的平和，大刀阔斧，借着全察的机会，对于那些尸位素餐，只谋私利，不敢进言，没有作为的官员发动了弹劾。

蹇义一斧头下去，短短数日，都察院锐减了三十多人，这让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德彝脸都黑了，可又抓不到吏部的把柄，只好发了狠，你们能干，我们都察院也不是吃素的，想整顿，那就来一次大的整顿。

全察一开始，应该是不温不火的，可谁料，建文六年的全察一开头，就如烈火添油，燃烧得猛烈。

这一把火从京师很快烧到地方，大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加上今年是十优州府、百强县之年，还是大朝觐之年，几重考核叠加在一起，贪官污吏更是胆战心惊，今天要面对御史，明日要面对户部官员，后天还得接待安全局盘问，大后天还得去布政使司汇报工作……

全察的开始，分散了官员的注意力，也没几个官员再会去心疼什么倭国，谈论什么仁善博爱，现在最重要的是自己脑袋上的官帽。

上百内侍抬着一个个箱子进入坤宁宫，马恩慧看着摆满院子的礼物，不由微微蹙眉。

代王妃徐妙清对马恩慧款款行礼：“代王说朝廷要打海贼，打倭国，臣妾可不敢妄议国事，只是想起前段时日朝廷发行债券，眼下又动水师出征，想来压力颇大，正好家中还有些钱财，便送一些到宫中，万望能为宗室出一分力，将那海贼倭寇铲平，也好让百姓们过上安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