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中,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当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最早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便是管仲！

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后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至今.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意,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其实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